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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及其带来的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图景，一种简单的应对方式是选择逃避，毕竟不看、不想可以免去烦恼，这是一种自由。
然而，在弗洛姆看来，这只是消极自由，它看似绕开了生活的复杂性与风险，会让人产生安全的错觉，实际上却不断让人远离自己的内心，远离自己与他人和自然的关系，成为面目模糊的齿轮。
生活是受困的，充满问题的，但弗洛姆为我们指出了一道走向积极自由的解法，去爱吧。
“爱是唯一既能克服我们的孤立处境，又能保持我们自身完整性的良方，是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困境的唯一解药”。（王芳语）
在这个尤为困顿的当下，如果不知道该如何自处，那么试着去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或许能够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奋力为生活劈开出口后，发现还有自由的可能。
讲述 | 王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
来源 | 看理想节目《人格心理学40讲》
01.
要自由，还是要安全？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经常为人类愿意为自由所付出的一切而深深动容。当《勇敢的心》里威廉·华莱士在被斩首前高呼“Freedom”，当《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逃出监狱后在大雨中振臂，仿若一只重获新生的鸟儿，“每一根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我想每一个为之热血沸腾的人都不会否认，自由是个值得以生命为之而战的好东西。
没有人愿意被剥夺自由，被监禁是对罪犯施以的惩罚；而如果有人无故被限制自由，像牲畜一样被铁链所束缚，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愤慨，愿意为她奔走呼号。生而为人，自由就是组成生命乐章的音符，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胜过它的光彩。
然而，当自由置于天平的一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匹敌吗？如果人生有两个按钮，一个指向自由，而另一个指向安全，只能择其一，你会作何选择？
自由 vs.安全，在这二者间犹豫、徘徊、纠结的现代人，成为了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的研究对象。他致力于搞清楚，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但许多人却害怕这样做；为什么人们要让渡甚至放弃自由，让自己的生活受制于环境、他人、政治意识形态或非理性情绪。
1900年，弗洛姆出生于德国，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件事情对他走上未来的思想取向和专业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是，他儿时迷恋的一名25岁女子自杀身亡——她是一位画家，与唯一的家人父亲感情深厚。一天，她的父亲突然去世，几天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自杀让弗洛姆迫切地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他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寻求答案，日后接受了多年的精神分析训练。
第二个决定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民众的激进与仇恨、民族主义的阴影、迅速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的阵营，以及“我们”是伟大的、“他们”是卑劣的，这些信息令弗洛姆感到震惊。他再一次地想了解一些有关人类非理性的东西，然而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大众行为的非理性。他找到了一些答案，这一次是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
多年以后，弗洛姆提出了一个有些奇异地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人本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
弗洛姆的理论充满了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热切关怀以及深邃洞察，你可以说他是心理学家，也可以是社会学家，甚至是哲学家，或者综合来看，他是一位从社会哲学的观点探讨人性的理论心理学家。
1941年，因躲避纳粹迫害而逃亡到美国的弗洛姆写完了他生平的第一本著作，这部反映他思想的无可争议的代表作也被视为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作品之一。在书中他鞭辟入里地谈论了现代人的困境与出路，逻辑起点便是自由的悖论，或者说，自由与安全的博弈。
面对人人向往的自由，除了热烈拥抱，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姿态吗？弗洛姆用他的书名做出了回答：有，那就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02.
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先来看看弗洛姆在写作这本书时面对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都市、标准高效的流水线和日益丰富的物质消费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标配。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到来、四分五裂的大国关系、独裁势力的崛起、弥漫的怀疑、不信任与不确定，以及集体疯狂走向战争的人们……
弗洛姆通过对人类文明史的分析，尝试阐明当时的人们寻求法西斯主义等极权力量庇护的心理原因。
从中世纪的传统社会开始讲起，那时候，人们对于如何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选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一个人一出生就是某个部落、家族或阶级的一员，并且会终其一生，一直如此。
很少有人需要职业咨询，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是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革新和发展都非常缓慢，竞争也不激烈。人们很少远离家乡，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远方。他们总是待在那个宿命般的位子上，这个位子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与自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是这个位子，令他们的生活有结构、有秩序、笃定而安稳， 他们不用也不会遭遇认同危机。
这种艰难但简单的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将人类而非上帝视为宇宙的中心。当时的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性和物质财富，突然之间，人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己，开始交易、赚钱，并用赚来的钱在社会上立足。
继承式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人的命运不再像从前那样确定，个体与他人及群体的纽带也不如从前那样紧密，人们开始享受从未有过的自由。
再来是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人们不用被他人管理，而被期待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之后是工业革命，人们一下子变成了员工和消费者，不再耕作土地或制造东西，而是通过付出劳力或智力来换取金钱。
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诞生了，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一直朝着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前进，直到今天。
这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的独立性和力量感日益增强，越来越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体，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是自由带来的积极影响。
然而，当人们努力了几百年，终于解开了加诸于身的那些束缚，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拼命摆脱的束缚也正是过去为他们带来过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东西。于是，他们更加自由了，但同时也更加孤独了，就像被打碎的一颗颗原子，被抛到了无边无际的危险世界中，成为了孤立无援的现代人（郭永玉，2000）。
要命的是，人类是如此害怕孤独。而且这种孤独并不是说与他人在身体上隔绝联系，一个人可能在身体上独处，但只要ta的思想、价值观可以融合进社会，那么ta就有“归属感”。
于是，在弗洛姆看来，任何风俗、信仰、宗教，甚至民族主义，无论它们多么荒谬或者有辱人格，但只要是可以起到将个体与他人联系起来的功能，那么就可能成为抵御孤立的避难所。
就这样，个体化使人走向自由，孤独却使人失去安全感，疏离、不安、焦虑随之而来，这就是自由和安全的矛盾，它造成了现代人最基本的困境。
03.
逃避自由的方式
自由的悖论出现了：从前社会的安全是不自由的安全，现代社会的自由是不安全的自由。我们想要自由，但当我们真的拥有了它，却开始逃避自由。
如何逃避？弗洛姆讲到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即让渡自由，寻求一个强力的、掌控一切的独裁者、集权政府或国家机器来庇护自己，把自我消解到一个巨大的权威里，以换取秩序与安全。
弗洛姆还曾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如果说对威权主义的认同可以让个体获得安全感，那么通过集体自恋，除了安全感，还能令个体获得自尊。
弗洛姆曾提及一战后集体自恋的兴起：“集体自恋是一种最具政治意义的现象……一个无名小卒，如果他的社会身份和国家绑定在一起，或者将ta的个人自恋转移到群体，那ta就不再是无名小卒，而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团体的一员”（Fromm, 1980, pp.51-52）。
在现代研究中，集体自恋被界定为一种信念，即认为自己的群体是特殊的，有权享受特权待遇，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其他人或者群体的充分认可。因此，集体自恋的核心是对内群体的特殊性没有得到足够外部认可的怨恨（Golec de Zavala, 2018；Golec de Zavala, Cichocka, Eidelson, & Jayawickreme, 2009）。
请注意，它不同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爱国主义（patriotism）。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内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渴望，所以会不断通过展示军事、经济或政治力量来使他人臣服（e.g., Blank & Schmidt, 2003; Pehrson, Brown, & Zagefka, 2009）。
而爱国主义是对国家的依恋（Kosterman & Feshbach, 1989），其中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强调坚定的忠诚和对国家不容置疑的积极评价，而建设性的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则欢迎将批评作为国家进步的动力，他们并不需要依托外部的认可，就可以获得对于群体的认同以及价值感（Schatz, Straub, & Lavine, 1999）。
与这些都有所不同的是，集体自恋者最在意的点是，本群体有权获得特殊对待，于是会不断搜寻本群体受到外群体不公对待或威胁的证据，然后对外群体表示不满，方式通常是敌对和富有攻击性的（Golec de Zavala, Dyduch-Hazar, & Lantos, 2019）。
研究发现，集体自恋与较低的个体自尊、控制感以及个人自恋有关。因此可以说，集体自恋者对于群体夸张形象的投资，正是出于他们自己脆弱的个人形象。
与此同时，集体自恋者对“内部敌人”十分警惕，生怕他们抹黑内群体或者串联外群体（所谓“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其实才是那些个更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退出群体，或者为了达成个人目的而利用群体成员的人（Marchlewska et al., 2020; Cichocka et al., 2021）。
在弗洛姆看来，集体自恋也能起到避免被孤立的作用，因此也具有某种逃避自由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只是个体自恋，说自己如何聪明、善良、勤劳、勇敢、伟大，别人如何愚蠢、恶毒、懒惰、怯懦、渺小，那么ta定是令人生厌的。
但当ta把‘我’换成‘我们’，或者我的国家、民族、宗教，这时候再对其他群体加以贬斥时，ta就会受到拥戴。一个有天赋的自恋者，往往就可以这样而成为一个领袖”（郭永玉，1999）。
第二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破坏和毁灭（destructiveness）。由于害怕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有些人会通过先打击和摧毁它，来逃避它可能对自己的伤害。常见的包括日常的暴行、故意破坏、犯罪和恐怖主义。
另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毁灭自己来应对痛苦，比如各种破坏性的成瘾行为、自伤、自杀等。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我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事情能伤害我？
逃避自由的第三种方式是自动从众（automaton conformity），大概意思是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通过与其他人一样，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来获得安全感。
比如对于某些人来说，生活只在于穿得跟其他人一样，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人们成为了一条“社会变色龙”，只反射环境的颜色，毫无个性可言。
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我看起来、说话、思考、感觉都像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么我就会消失在人群中，而不需要承认我的自由或承担责任”。
另一种自动从众的方式是，成为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齿轮，平平无奇，面目模糊。对此，弗洛姆说，“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为了奴隶，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为了机器。和奴隶相比，机器不会造反。”
现在人们想尽办法希望把机器做得越来越像人，然而与此同时，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04.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如果从时代变迁下降到更微观的水平上，个体在生活中也经常经历着自由与安全的冲突。
例如从中学到大学，中学生们最常听到父母和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等到了大学，你们就自由了”。但是，与自由选择和自己做决定一并出现的，还有自行承担后果——是考研还是工作？是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
即便各个选项都不错，他们依然会因为这个抉择可能影响一生而感到痛苦甚至恐惧。此时，如果有别人替我做选择，或者干脆交给命运，或许会感到如释重负。为了躲避自由的代价，也就是升高的不安全感，他们也会开始逃离自由。
还有些人未必会把生活的规划权交与他人，而是躲避各种可能性，主动压缩自己的选项。比如：吃或不吃，黑或白，支持还是反对，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没有中间地带。
这或许是逃避自由的另一种方式，逃避生活的复杂性，逃避困难、挫败、危险，因为极度简化也会令人产生安全的错觉。
在台湾版《逃避自由》译本的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自由，是积极的实践，还是模仿的游戏？” 在弗洛姆看来，现代社会的自由看似是自由，但并不是真正的“积极自由”，而只是一种“消极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相分离的基础上的。
弗洛姆用了“异化”（alienation）这个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词，来解释为什么现代社会的自由是消极的。他将异化的个体定义为“只能以片面方式体验外部世界，但与内心世界脱节的人”（Fromm, 1990）。在他的眼里，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
最典型的例子是，原本社会生产更丰富多样的商品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消费只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然而在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下，手段成了目的本身。
人们不断通过对于商品的占有来定义和彰显自己，并沉湎于这种占有，从中获得满足。“to have”（拥有）完全压倒了“to be”（存在）。
更夸张的是，不仅人与物的关系是异化的，人与人，甚至人与自己的关系也是异化的。人们互相视对方为可利用的工具，评价他人的标准不是这个人是否自由充分地发展，而是看ta在社会中取得的权力、地位、财富，即成功程度，而这种成功本身并不具有生产力。
我们将自己视为工具，以换取金钱、地位、名声、尊重，以及更大的安全。人成为商品，金钱则是万物的尺度，而爱、幸福、尊严、创造力这些人性化的东西被丢弃。
而在弗洛姆看来，积极自由是“一种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又不消除其个性的关系”（1941, p.29）的能力。
简单而言，积极自由是不牺牲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联结，同时又能推进人的独特性与个性发展的自由，是一种不仅不会让人感到不安全，而且可以让人尽情去做其认为有价值的、好的、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的自由。
05.
爱，现代人困境的唯一解药
关于如何才能实现积极自由，弗洛姆提供的方案是，去爱。
在现代文化中，爱经常被描写为是一件被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无法控制也难以抗拒的一种浪漫感觉，比如“坠入爱河”，或者“被爱神之箭射中”。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这完全是对于爱的误解，正相反，爱是一件需要有意识努力的事情。它就像一门艺术，需要知识、努力和体验。人不能无缘无故地期望得到无条件的爱，而不做出自己的贡献。爱并没有那么容易，它需要勇气、行动、承诺以及高度责任感。
被动等待无条件的爱砸到自己身上，那是婴儿式的方式。婴儿只会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将他人视为值得尊重的与自己平等的独立的人，这不是爱，而是自恋。
成熟的个体必须意识到我们需要对与其他人的关系负责，通过谦逊、自律、爱他人的行动来赢得友谊和爱。
更重要的是，爱他人的前提是要爱自己，爱应该是鼓励人们成为更好的人的引擎。在爱的关系中，两个人合二为一，但又都还是自己，并对自身的成长与关系负责。
所谓成熟的、创造性的爱，是在保持自己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又与他人结为一体，这样一方面可以克服孤独感和疏离感，另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损害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代价，这是一种与他人共享、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并使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更有力量也更幸福的状态。
除此之外，弗洛姆眼中的爱并不仅仅是与特定的人的关系，它是一种态度，是对生命、生活与社会的积极关注和负责，因此决定了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它更是一种能力，甚至一种变革性力量，可以用以改变自己和社会。
一个能充分发挥自身个性与潜能，并能与他人及世界建立起丰富、有意义的爱的关系的人，就是弗洛姆眼中的理想人格——生产性人格（productive character）。这种人可以通过自发的创造性活动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协作，实现真正的积极自由。
总之，爱是唯一既能克服我们的孤立处境，又能保持我们自身完整性的良方，是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困境的唯一解药。
可以看出，他的社会变革方案回到了个体层面，有批评者认为，这种无需打破当前社会秩序，只需调动个体内心资源的改良方案，与前面宏大的社会视角不相匹配，或许也体现出以心理学作为社会分析基础的些许尴尬。
但是，与别人不同，心理学对弗洛姆来说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或治疗手段，更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工具，他对于现代人存在困境的分析入木三分，也令每一个观照自身命运的人心有戚戚。
大概，在这个尚看不到任何好转起来的迹象的世界里，再次捧起弗洛姆，也是一种朝向自由的方式。
*本文摘选自看理想App节目《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内容有删减和调整，小标题由编辑添加。完整观点和讲述请移步至相关节目收听。
音频编辑：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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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建于2022.5.22/00.16，修改于2022.5.22/00.16